危险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思潮

危险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思潮

顾则徐

2008年在中国思潮中引人注目的一个倾向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滥觞，这种滥觞主要不是表现在语言的精致表述上，而是主要表现为一种情绪的宣泄及其行为上，也就是说，这种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思潮勃兴的方式主要是非理智的，最重要的表现由一些事件堆积而成，突出的事件是海内外联动的针对西方媒体和一些个人言论的抗议活动、针对达赖及藏独运动的抗议活动、国内主要针对法国商品的货物抵制活动。这种情况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以为好处是基本的，坏处是危险的。

有什么好处呢？最重要的好处是在这次思潮的深处蕴涵了社会道理伦理价值的转移，这将对中国社会的正常化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几十年来，中国的社会道德伦理价值发生了严重的非正常化，个别政治集团的政治原则取代了一般的社会道德伦理原则，虽然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仍然是一种政治，但较之个别政治集团的政治价值来说，这种政治更具有自然性，更符合于社会一般的自然情感。在这个人类已经演化到全部人口都分属为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时代，人人生来属于某个国家和民族，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具有自然的正当性，因此，社会道德伦理价值向这一层次的转移虽然“水平”不高，但却意味着一种社会正常化倾向。

再一个好处是在器物层面的方式上。2008年中国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宣泄的主要倾向是自发、集中，并且，前所未有地发生了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海外华人的大规模呼应、联动。这是行为方式的一个巨大突破，它意味着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步大背景中，意味着一个广泛的博弈大舞台的萌建。它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推动意义，将越来越会展现出来，比如，可以从进入2008年第四季度后在中国出现的出租车司机罢运浪潮和湖南教师罢教运动中看出，其酝酿方式正是学习了的提升。

那么，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滥觞有什么坏处呢？这种坏处扼要言之，就是：危险。

这种危险可从国内的和国际的两方面看。从国内的方面看危险，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思潮一当极端化，就会成为社会蒙昧化和动荡的要素。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自然的情感，当这种情感处于情绪化状态时，也会自然地突破理性的限制，又由于这种情感内在蕴涵着强大的能量，因此，一些个别的政治集团便会利用它以驱使“爱国青年”。这方面存在两个基本的倾向，一是社会蒙昧化，一是社会动荡化。虽然中国从“五四”以来已经有过两次启蒙运动，但中国并没有完成启蒙，蒙昧主义倾向在中国依然有着非常强大的力量，它选择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结合是必然的，当这种结合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时，中国社会的发展就会被强力地阻滞在蒙昧主义的泥潭中。蒙昧主义的本性是拒绝真正的进步，在中国必然也必须要进步的历史性潮流中，蒙昧主义的强大是社会动荡之源。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不是动荡之源，但蒙昧主义将其极端化之后，社会就只能在动荡中进步。

从国际的方面看危险，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思潮的极端化将使中国背离邓小平正确的韬光养晦国际战略路线，除了用“崛起”自慰外，难以得到真正的实惠。虽然邓小平认为世界政治的演变是多极化，主张建立多极化的世界格局，并且认为中国也是其中一极，但是，他仍然主张以韬光养晦为基本路线。这是高明的，更是实事求是的，因为，中国毕竟不是发达国家，教育有数量之长没质量之长，技术根本不能领袖世界，文化和价值观的进步远没有达到输出国的水准，民众依然十分贫穷，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一极只是人口、领土、经济、物资总量的原因，而不是发达了的原因。邓小平说：“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难道还有比这更明智的国际战略选择？

综合言之，危险是在于改革开放能否继续顺利进行下去？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由对外的情绪而演化为自身的躁动，它的极端化是使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四处为敌或神经质地视四处为敌。对外的敌对情绪自然地就是引向“战争”这个意念，而在“战争”状态下的中国是不能进行改革开放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启动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邓小平对世界和平大势的估计。邓小平说：“我们过去的提法，是立足于早打、立足于大打、立足于明天就打。”在这样的思想主导之下，中国自然就不能进行改革开放了。1977年，邓小平改变了对世界战争的判断，从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就相应地启动了，他说：“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 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极端化会使中国把自己陷入到“战争”幻觉当中，从而，也就丢弃掉了进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前提。

2008-12-17

本文为《环球时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