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昧并虚弱——乾隆与马嘎尔尼访华

顾则徐

一，当马嘎尔尼访华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马嘎尔尼访华，乾隆皇帝年初根据署理两广总督郭世勋的上奏，虽然以为英国“国王因前年大皇帝八旬万寿，未及叩祝，今遣使臣吗嘎尔呢进贡”祝寿，龙心甚悦，但还是感觉有异，指示要“整肃威严”，以令“外夷所知敬畏”1。

所谓有异，是乾隆此时对英国并不了解，但知道英国已经是西洋对华贸易中占首要地位的国家，并且“初次进贡且贡物甚多”2，因此从接待、礼仪等方面给予特别重视和恩惠。马嘎尔尼访华进入乾隆议事日程是年初，乾隆获知“贡物甚多”已经是五月。恰好缅甸进贡，乾隆一方面并未将英国地位置于视作为藩国的缅甸之上，一方面则从赏赐上加以区分，对英国国王和来华正副使等准备了特别优厚的赏赐3。乾隆认为英国“差人进京具表纳贡，系属好事”，因此龙心大悦。乾隆一方面对马嘎尔尼的北上船队给予了严密关注和监视，一方面也给予了充分“体恤”4。

六月，船队到达天津海面，由于一时缺乏恰当的停靠码头及随带贡物过于庞大、精细，马嘎尔尼来访成为了事无巨细都要做主的乾隆主要理政事务，乾隆不得不要对一系列事务细节进行关心和决策。这时候，处理马嘎尔尼来访问题成为了乾隆事实上的最重要政务，令其越来越花费心思，给予了特别的精力投入。在部分船队人员上岸后，乾隆指示接待工作应“丰俭适中，不卑不亢”，特别叮嘱“若该贡使等于进谒时行叩见之礼，该督等固不必辞却。倘伊等不行此礼，亦只可顺其国俗，不必加之勉强”，其原则是“不可过于优待转为所轻，以示怀柔而符体制”5。

乾隆很快就给英国国王（实际是给马嘎尔尼）下了一道敕谕，对彼此地位、关系进行单方面定位。他说“朕光宅四海，统御万邦”，英国则“世居西澥，地隔重瀛。名不隶于职方，事罕征乎史册”，属于大清的“藩服”之国6。

马嘎尔尼船队在天津停泊后，具体负责对接的官员是长芦盐政征瑞。乾隆对征瑞可谓是谆谆教诲。征瑞认为马嘎尔尼等“自以品级尊崇，须平行相见”，自己先上船见面不合适，主张让职级较低的道台、将军上船，乾隆批评征瑞“自居尊大，与远人斤斤计量”，是“矫枉过正”。乾隆特别指出，“该使臣向征瑞行叩见礼亦无足为荣，不行叩见礼亦何所损”？“该使臣航海远来至一年之久，始抵天津，亦当格外加以体恤，岂可以此等相见礼节与之较论？殊非怀柔远人之道。”7

尽管如此，持不平等两国关系原则对待马嘎尔尼来访是乾隆的根本。就通事翻译的马嘎尔尼礼单用语，乾隆不仅以“贡单”视之，而且特别注意“钦差”一词，指示应给予更正为“贡差”或“敬差”等。他说：“此项贡单称使臣为钦差，自系该国通事或雇觅指引海道人等，见中国所派出钦差大臣俱称钦差，因而仿效称谓。此时原不值与之计，便但流传日久，几以英吉利与天朝均敌，于体制殊有关系。征瑞等不可不知也。”8

就礼品本身，乾隆指示：“征瑞即先传知该贡使等，以大皇帝因尔等航海来朝，涉万里之遥，阅一年之久，情殷祝嘏，是以加恩体恤，准尔进献。至尔国所贡之物，天朝无不具备。且大皇帝不宝异物。即使尔国所进物件十分精巧，亦无足珍贵。如此明白谕知，庶该使臣等不敢居奇自炫。是亦驾驭远人之一道。”也许乾隆自觉口气太大和过于生硬，不够妥当，用朱笔将“即先传知该贡使等”改成了“于无意之中向彼开谈”，将“准尔进献”划去，将“无不具备。且大皇帝不宝异物。即使尔国所进物件十分精巧，亦无足珍贵”改为“原亦有之”。9然而，正是在礼品问题上，乾隆开始有了隐约的不快。焦点在礼品的运输安装问题上，乾隆认为：“该使臣向征瑞告称贡品内天文地理音乐表极为细巧，带来工匠必须一月之久方能安装完整等语，此必是该贡使张大其词以自炫其奇巧。安装尚需一月，则制造岂不更需年岁？该国贡物八月初旬始到热河，若安装一月，即至九月初旬，不但早过万寿之期，其匠役人等在此耽延月余，亦属不便。”10

出于对马嘎尔尼技术性要求的无奈，希望自己“万寿之期”能有英国贡使按时觐见的乾隆，只得指示需要较长时间安装的大件礼品可以不送到热河，但对马嘎尔尼到热河觐见时候的礼仪问题，则采取了要求其叩首的立场。他说：“梁肯堂、征瑞折内俱称筵宴时该使臣等免冠叩首等语。前据梁肯堂奏，与该使臣初次相见敬宣恩旨时，该使臣免冠竦立。此次折内何以又称免冠叩首？向闻西洋人用布扎腿，跪拜不使，是其国俗不知叩首之礼，或只系免冠鞠躬点首，而该督等折内声叙未能明晰，遂指为叩首，亦奏可定。著传谕征瑞，如该使臣于筵宴时实在叩首则已，如仍免冠点首，则当于无意闲谈时，婉词告知：以各处藩封到天朝进贡觐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即国王亲自来朝者亦同此礼。今尔国王遣尔等前来祝嘏，自应尊天朝法度。虽尔国俗俱用布扎缚，不能拜跪，但尔叩见时，何妨暂时松懈，俟行礼后再行扎缚，亦属甚便。若尔等拘泥国俗，不行此礼，转失尔国王遣尔航海远来祝釐纳賮之诚，且贻各藩部使臣讥笑，恐在朝引礼大臣亦不容也。此系我亲近为汝之言。如此委曲开导，该使臣到行在后，自必敬谨尊奉天朝礼节，方为妥善。”11乾隆命令征瑞：“该贡使到（热河）后，亦须先为学习礼体。倘有不合仪节之处，尚应逐一指示。拜跪娴熟，方可带领瞻觐。”12

马嘎尔尼并不愿意配合执行三跪九叩礼，正式觐见前数日已经令乾隆对自己的大臣明确了不满态度。乾隆跟大臣们说：“此次该使臣等前来热河，于礼节多未谙悉，朕心深为不惬。伊等前此进京时经过沿途，各地方官款接供给未免过于优待，以至该贡使等妄自骄矜。”由于他把原因归结为沿路接待过好，因此指令等马嘎尔尼一行回去时，沿路地方官仍然应该承担供应等责任，但“不可过于丰厚”，“此等无知外夷亦不值加以优礼”，并且军营炮台等要“以壮观瞻而昭威重”13。

仅仅一天后，即八月初六日，乾隆再也按捺不住自己怒火了：“该使臣等到热河后，迁延装病，观望许多，不知礼节。昨令军机大臣传见来使，该正使捏病不到，止令副使前来，并呈出一纸，语涉无知，当经和坤等面加驳斥，词严义正，深得大臣之体。现令演习仪节，尚在托病迁延。似此妄自骄矜，朕意深为不惬，已令减其供给，所有格外赏赐此间不复颁给，京中伎剧亦不必预备。俟照例筵宴，过万寿节后，即令该使臣等回京......朕于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以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代之礼以示体制。此驾驭外藩之道宜然。”14次日龙颜又稍缓：“该使臣等经军机大臣传谕训戒，颇知悔惧。本日正副使前来先行谒见军机大臣，礼节极为恭顺。伊等航海远来，因初到天朝，未谙体制，不得不稍加裁抑。今既诚心效顺，一尊天朝法度，自应仍加恩视，以遂其远道瞻觐之诚。”15显然，马嘎尔尼在礼节问题上已经决心退让。

八月初十日万寿节，乾隆正式接受马嘎尔尼等人觐见。但这不过形式而已，只意味着乾隆正式接见英国使臣，马嘎尔尼正式见到乾隆，彼此谈不上有什么交流，更谈不上就一系列问题直接进行商谈、讨论。对乾隆来说，马嘎尔尼是夹在蒙古王公、缅甸贡使等当中朝贺自己生日的藩臣之一，是为自己炫耀四海之内无不臣服的一个红毛代表和道具。

直到八月十七日，或万寿节之后数日，乾隆才看到翻译好了的英王信件。虽然信件翻译是尽量按照乾隆意志选择汉文措辞，但已经足够令乾隆震惊。信件汉文译本中的英国国王尽管非常谦卑，但仍然告诉乾隆英国是大西洋、小西洋都已经给予“平复”了的强大帝国，现在要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贸易，根本办法是跟中国建立互派公使的平等外交关系以处理贸易问题，并管理赴华贸易的英国人。乾隆用非平等关系的“敕谕”进行回绝，他把此次使团的来访定性为英国国王对华“倾心向化”，拒绝了互派公使建议。乾隆明确，英国人来中国可以为中国“当差”，即担任绝对服从大清皇帝的中国官员，既然不是来“当差”就与“天朝体制”、“天朝百余年法度”不合，认为“天朝欲差人常驻尔国亦岂尔国所能遵行？”乾隆说：“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斋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宝。天朝威德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16乾隆对自己的大臣说，“异言异服逗留京城”不符合“天朝体制”，而且“其心怀窥测”，“其事断不可行”17。

这时候乾隆已经知道了英国在西洋国家中的特殊地位，尽管他关于英国的知识仍然属于基本空白。乾隆有了对英国的担心。他指示自己的大臣们：“今该贡使到后多有陈乞，屡为烦凟，看来此等外夷究属无知。今又不准其留人在京，该国王奉到勅谕后，或因不遂所欲，心怀觖望，恃其险远，籍词生事，亦未可定。虽该国远隔重洋，历都越国，断不敢妄生衅隙，但或于澳门地方串通勾结，欲滋事端，不可不预为之防。”马嘎尔尼等“如妄有干请，即当词严义正严加驳斥，不可遇事有容，以致启其冒凟无厌也。”“此等外夷向化来庭，朕惟视其来意。伊若恭顺训谨，则即量予加恩。伊若有不谙体制之处，亦即绳以礼法。”18

马嘎尔尼使团除了见到一次乾隆真容外，迄今什么目的都没有达到，自然希望在中国再多滞留一些日子，寻找再作外交努力的机会，至少可以借此对中国自然、人文、社会环境多积累一些见闻、知识。但既然乾隆已经有了对其“心怀窥测”的防备，也就希望他们尽早离开中国。一方面，乾隆指示官员努力促使马嘎尔尼等离开，一方面为他们的离开进行一系列具体安排，特别叮嘱要防备他们离开后在澳门来华贸易的洋人中间捣乱。乾隆对英国的认识这时具体了一些：“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也即知道了英国是个西洋强国，并且具有较强的海洋军事能力。他的对策一是要让使团人员一路上感受“天朝兵威壮盛”，从而“不敢稍萌轻怠”，二是要“禁止别国夷商与彼往来”，以免发生“勾结之事”。19

使团的大部分人已经先行南下，马嘎尔尼等少部分人也终于无法继续在北京滞留，不得不南下离开中国。但马嘎尔尼根据到达中国海岸以来所了解的情况，细化了跟中国开展贸易的政策，向清朝政府提出了一个一揽子方案，主要是：一，允许英国商船在珠山（今舟山）、宁波、天津等地停靠进行贸易；二，应仿照以前给俄国人在北京建立贸易行的例子，清政府也给英国提供在北京设立贸易行的机会；三，希望清政府在珠山附近提供英国一个没有军事价值的小岛作固定的贸易基地和生活基地；四，希望清政府允许英国商人在广州地区可以自由往来和自由贸易；五，给予从澳门至广州的英国货物免税或减税的优惠；六，中国政府应按固定税率收税，不要另外征收。乾隆很愤怒，马上“颁给勅谕，明白详细驳斥”20，“逐条指驳”，并“饬令使臣等迅速回国”21。在给英国国王的勅谕中，乾隆声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觔，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22

在给英国国王敕谕同时，乾隆对自己的大臣宣布“现在英吉利贡使瞻觐竣于九月初三日”。23乾隆已经不局限于整饬军容“以壮观瞻而昭威重”，而且要求“并宜预筹防备”，即进行实质性的军事防御准备。乾隆指示：“宁波之珠山等处海岛及澳门岛屿皆当相度形势，先事图维，毋任英吉利夷人潜行占据。该国夷人虽能谙悉水道，善于驾驶，然便于水而不便于陆，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进内洋也，果口岸防守严密，主客异势，亦断不能施其伎俩。著传谕各该督抚勅属认真巡哨，严防海口。若将来有夷船驶至天津、天津等处，妄称贸易，断不可令其登岸，即行驱逐出洋。倘竟抗违不遵，不妨慑以兵威，使知畏惧。此外山东庙岛地方，该使臣曾经停泊，福建台湾洋面又系自浙至粤海道，亦应一体防范，用杜狡谋。各该督抚惟当仰体朕心，会同该省提督及沿海各镇等，不动声色，妥协审办，不可稍有宣露，致使民情疑惧。”24

二，局内英主，无知西方，终究蒙昧

针对马嘎尔尼的突然访华，就天朝局内而言，乾隆无愧一代英主，其立即重视、巨细把握、掌握尊严、警惕危机等等，几可说无不机警睿智，当时中国无论官僚还是儒者，都很难找出第二个人或数个人可与匹比。

关于马嘎尔尼访华事件，论者多聚焦在礼仪问题上。所谓礼仪问题，主要是一个马嘎尔尼跪与不跪问题。所谓跪与不跪，其实涉及两个层级，一是当马嘎尔尼见到大清高级官员时候的跪与不跪，一是当马嘎尔尼见到乾隆本人时候的跪与不跪。前一个问题首先出现，乾隆比他的大臣远为开明，并不认为一定要跪，“行叩见礼亦无足为荣，不行叩见礼亦何所损”，马嘎尔尼跪则由之，不跪亦无不可。后一个问题是后发的，其诱因一是由于礼品的运输和安装，乾隆对马嘎尔尼有了“张大其词以自炫其奇巧”的不快，试图对其施加压力，二是大臣汇报马嘎尔尼对有的大臣行“叩首之礼”，对有的大臣不行“叩首之礼”，从而决定必须对自己执行“叩首之礼”。对马嘎尔尼行了“叩首之礼”的汇报，乾隆有着出色洞察力，他判断可能是马嘎尔尼等“或只系免冠鞠躬点首，而该督等折内声叙未能明晰，遂指为叩首”。乾隆本意显然并不想强求马嘎尔尼对自己行“叩首之礼”，但既然已经决意施加压力，就选择了具有惩戒含义的必须对自己行“叩见之礼”意志。所以，所谓礼仪问题并不关键，或者可说这仅仅是表面形式而已。

那么，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于乾隆既要“怀柔远人”，又要令“外夷所知敬畏”。从“怀柔远人”而言，乾隆可以不执着于“叩见之礼”。从令“外夷所知敬畏”而言，则既然已经认为马嘎尔尼有“张大其词以自炫其奇巧”的表现，就必须对其执着于“叩见之礼”。无论“怀柔远人”，还是令“外夷所知敬畏”，都不过是为了宣示“天朝”地位。作为天朝“大皇帝”，虽然开明，但正因为是开明的英主，尤其在第一次面临在西洋有特殊地位的英国来使时，就特别需要注意对其明确天朝地位，在这一点上具有不容含糊的意志。

马嘎尔尼在“叩见之礼”上的抗拒强化了乾隆这一意志，马嘎尔尼的最终屈服则证明了这种意志的有力，从而更强化了乾隆的意志。乾隆这种“天朝”意志并非建立在其性格之上，而是建立在其知识水平之上。尽管乾隆逐渐意识到英国在西洋的特殊地位，但终究不了解详情，认为“朕光宅四海，统御万邦”，英国则“世居西澥，地隔重瀛。名不隶于职方，事罕征乎史册”，始终不知道当时英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帝国，并且正处于蒸蒸日上发展初期。也即，乾隆的英明仅仅局限在关起门来的天朝内部而已，他对世界局势和知识的掌握尽管胜过当时几乎可谓所有的中国人，但终究还是无知。

乾隆的无知在读到英国国王的来信后立即转化为了愤怒。尽管译者已经尽量选择满足乾隆虚荣心的语词，但显然低估了乾隆的英明和意志。建立在无知基础上的英明必然刚愎，与无知结合的强大意志必然暴躁。乾隆无法接受四海之内竟然会有一个国家要跟天朝平等相处，无法理解国家之间竟然可以互派公使。对于乾隆的知识而言，不管英国在西洋如何强大，但终究只是地处偏僻的“外夷”，属于天朝的“外藩”，天朝可以对其格外“加恩”，但对天朝则必须“纳贡”。乾隆紧紧抓住了“法度”、“体制”这个核心，绝不允许英国这个外藩进行妨碍和破坏，不仅彻底拒绝了英王互派公使、发展贸易的原则要求，更是全盘拒绝了马嘎尔尼的细化方案。对于强大的无知者来说，不合意者才是无知者，因此，乾隆并不把英王、马嘎尔尼的要求视作为强大，而是归结为了“此等外夷究属无知”。

三，虚弱的无所不有

乾隆拒绝了英国国王互派公使、发展贸易的要求，在令马嘎尔尼尽快离境的安排中甚至进行了军事布置。乾隆对英国国王声言：“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觔，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既然进行贸易只是天朝对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洋各国“加恩”，天朝本身并不需要以通有无的贸易，那么，在发生了马嘎尔尼事件之后，乾隆为什么不干脆封闭广州十三行、禁止与西洋或英国的贸易呢？难道真的是想继续加恩西洋及英国吗？其实不然，在贸易方面乾隆并不糊涂，他是虚弱的，大清帝国不能没有贸易。

既然天朝无所不有，那么，不妨来看看贸易输出和输入的货品到底是什么？是否需要以通有无？仅从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来看，在马嘎尔尼访华前后，大清出口商品主要是瓷器、茶叶、生丝、熟丝、南京布、大黄、肉桂、糖、冰糖、白铜、明矾、水银、姜黄、樟脑等，进口商品主要是毛绒织品、棉花、铅、锡、钢、毛皮、人参、檀香木、象牙、蜜蜡、胡椒、玻璃、羽纱、苏木、丁香、藤条等。实际上，西方对中国瓷器的需求已经不属于必须品，但海运贸易不得不要大宗瓷器压舱，南京布仍然比较看好，但也已经越来越成为了压舱货品，因此，英国及其贸易网地区主要需求的中国商品是茶叶、生丝、熟丝、大黄、糖及冰糖，基本属于生活用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大清进口商品诚然有不少奢侈品，可以认为可有无有，毛绒织品尽管英国试图倾销，但当时在中国并不畅销，钢所占贸易比重很低，但棉花的地位已经特别重要，而铅、锡两种金属极其重要，是国计民生所不可缺乏的大宗商品。以马嘎尔尼出访之前收到的一份来自温哥华岛诺特卡湾口岸的一份报告为例，其中属于东印度公司16艘公司船及20艘散商船输入广州的货品如下25：

当然，大清也可以认为自己不需要输入铅、锡，宁愿降低自己的金属制造和加工能力，坚守重农立场，这在当时依然可以保证中国拥有庞大的经济总量。但是，上述货品中并没有列明比任何货品都重要的白银输入。没有白银，即使如何地重农，天朝的经济也将崩溃。

诚然，中国在先秦就已经出现金、银货币形式，但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都属于贫金、贫银国。到了宋朝，中国白银使用进入不断增长阶段，除了自身产银增长外，主要依靠海外贸易输入白银。到了明朝，由于对外贸易的长期积累，中国已经掌握了大量白银，由此得以采用银本位制度，清朝则继承了这一制度。还在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时，也即马嘎尔尼访华之前百年前后时，原本属于世界主要产银国之一日本的白银，已经由于大量输入中国而发生危机，以至于日本不得不为减少白银、黄金、铜的外流而限制与中国的贸易，之后中国对白银的渴求就主要依靠与西洋的贸易来满足。在生产方面只能说是贫银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真正的白银帝国。

康熙时候启动了固定丁银、摊丁入亩的税制，也即首先按人口规定出固定的税额，然后将人口数与土地数综合起来，实际按照土地数量征税，避免因为人口变动而导致税收波动。这种做法的货币基础是白银，也即尽管大清仍然对自己的子民征收稻米等实物，但已经主要征收白银，并可以用银两进行折算各种赋税。到乾隆时候，这种税制完全成熟并实现，国家和社会对白银的需求更已经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尽管康熙时候执行过严厉的海禁，乾隆二十三年（1757年）江苏、浙江、福建及广东的通商口岸全部被压缩到广州一地，但对外贸易的规模仍然得到扩大，粤海关统计的1749-1758年外国商船入口数为194艘，1789-1798年为515艘26。相应这种贸易，白银也大量流入中国27

不过，直到鸦片贸易兴起之后白银外流，大清在对外贸易上基本不讨论白银流入的重要性，似乎一切都理所应当，从康熙后期开放海禁到乾隆，所讨论的主要是关税重要性，但其实关税所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并不高。乾隆十八年（1753年）财政总收入4069万两，其中地位次要的盐课达701万两，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财政总收入4854万两，其中盐课574万两，而1758-1767年粤海关十年关税仅收入456万两28。可见，对外贸易对于天朝的直接利益，并非主要体现在关税收入上。

致命之处是白银输入。乾隆所谓天朝“无所不有”，实在是很虚弱的口号，他尽管愤怒，英明地强调“体制”，但终究没有胆量终止对外贸易活动。这是一个蒙昧时代背景中对世界及其趋势无知的英主。

2019年8月25日写于扎鲁特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