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的觉醒

公民的觉醒

——三十年社会思潮的核心成就

顾则徐

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民众的进步则体现为社会思潮的演变。改革开放三十年是社会思潮演变的三十年，也是民众不断进步的三十年。这三十年分两个阶段，1989年以前是由官方精英第一推动为主形成了急剧演变的社会思潮，1989年以后是由民众推动为主的社会思潮。这种情况与经济、政治的改革正好相反，经济、政治的改革在1989年以前是自下而上为主推动的，1989年以后则以自上而下为主推动为特征。这种反差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民众在观念层面得到第一推动之后是不断进步，在精神层面上今天已经走在了官方精英的前面。民众的进步核心体现在公民的苏醒上，而官方精英则还没有明确的公民意识，还不知道自己仅仅只是公民的一分子。

三十年前，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前提是全中国思想统制，所有人都被纳入在教条中，初级水平是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中级水平是四卷《毛泽东选集》，高级水平就是再加上四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四卷《列宁选集》。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再加上《人民日报》1977年2月7日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提出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977年2月邓小平提出了“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概念，1977年底胡耀邦提出“以实践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1978年5月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发表了由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有了这样的第一推动，一场持久多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社会展开起来了。这场讨论的本质，可以归结为四个字：思想解放。

真理标准讨论属于精英，对民众思想的进步来说，切身的利益与所见所闻更具有实际的意义。第一件大事是大规模的平反脱帽浪潮。由于几十年来积累了大量冤假错案和地富反坏右之类的帽子，涉及到了非常大的人口比例，即使人们自己家庭中没有这样的问题，但家族、邻里、同事、同学、好友中都或多或少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平反脱帽一下子调整了人们的社会关系，改变了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对民众形成的思想冲击非常之大。比如我那时住的弄堂里有一人家，解放前是资本家，脱帽前一直被人们看不起，特别低三下四，脱帽后国家发还了赎买企业的几十万钱和文革时抄家抄去的黄金，这件事对整个弄堂百多户人家极其震撼。我那时有个小朋友，他外公是被强迫扫地的“历史反革命”，忽然平反了，原来他曾是早期中共党员，收养了几个死难战友的孩子后脱了党，在国民政府里当了个小干部吃饭，加以曾是“立三路线”分子，文革时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帽子，脱帽后弄堂里的人都知道了他的事情，一时议论纷纷，无不对他尊敬有加了。

平反脱帽说明过去几十年国家犯了很多错误，大规模的回城风则更是让民众切实认识到文革是错误的。上山下乡问题涉及到了每家每户城市居民的切身利益和青年人的前途，因此回城风比平反脱帽浪潮对人们的思想更具有普遍的冲击意义。上山下乡被否定不仅使人们认识到了国家的错误，而且，由于回城是分批实施的，谁都希望越早回城越好，而回了城后又面临着了相关的工作、生活问题，因此，在回城风中，中国社会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民众的普遍的抗争风潮，使民众第一次意识到了自己的命运必须要通过抗争才能把握。当时除了无数个别的抗争活动之外，还发生了很多规模化的抗争，很可惜的是，中国学界对这一历史至今还没有专门研究。

划时代的一件事情是恢复高考。1977年8月在人民大会堂江西厅，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参加了一个“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会上武汉大学副教授査全性提出应该恢复高考，吴文俊、王大珩等科学家表示赞同。邓小平问身边的教育部长刘西尧，当年恢复高考是否来得及。刘西尧说还来得及，代表们也都说来得及，邓小平当即表态：“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就这样，一件改变整个中国社会的决策就出台了。文革期间的政策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方针，培养的学生不是根据文化水平录取的“工农兵大学生”，总体质量极其低下，甚至提倡所谓“白卷英雄”，因此，全社会弥漫了“读书无用论”。恢复高考不只是解决了大学生质量问题，它更是为中国确立了“读书有用论”，因此，消息一传开，中国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读书、学习浪潮。这种读书、学习浪潮的广泛性在于：一是中国人十多年不读书，处于极度饥饿状态，突然有了吃的，就暴吃暴饮了；二是中国传统的读书、学习属于精英化，恢复高考后的读书、学习与几十年特别是文革期间养成的“群众运动”惯性结合了起来。当时中国人的读书、学习热情之高，是从来没有过的，不分年龄、职业，并不只是为了高考，而主要是为了学习。那时候书店的情形，今天的书商看见了是要气死的，几乎是一有了什么新书、名著到货消息，男女老少在门前就早早排起了长队，“开后门”买书是常见的“腐败”，上海的书店门口还出现了一批专门倒书的“黄牛”。

读书、学习不光使民众了解、掌握了越来越多的知识，更使民众知道了历史和世界，从而使民众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从文学的角度说，人们知道了除了鲁迅、茅盾，原来还有沈从文、巴金、曹禺、钱钟书、郁达夫、老舍，被批得很臭的鸳鸯蝴蝶派张恨水、秦瘦鸥原来也是很不错的；新诗除了郭沫若，原来还有了不起的徐志摩、戴望舒、闻一多；俄罗斯原来不只是高尔基、奥斯托洛夫斯基，还有普希金、屠格涅夫、果戈里、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原来法国、德国、英国、美国、拉美有着一大批伟大的作家和作品。相应地，现代传媒电视和电影，更以直观的视听形式向中国民众传播了大量现代信息，极大地勾起了人们饥渴的欲望，所形成的强大的观念冲击是难以形容的。我记得那时上海的电影院放映了一部罗马尼亚电影《爆炸》，电影院门口挤满了等退票的人，一角钱一张的票倒到了五元一张，之所以如此轰动，主要就是里面有一个二、三秒钟的镜头，是一个女人穿着三点式从轮船的大火中逃出来，这种今天满街都是的普遍视觉形象，在当时却是中国民众从来没有看到过的，罗马尼亚那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的电影可以有这样的镜头，我们却不可以，虽然才二、三秒钟的一刹那，但对中国民众的刺激却是非常深刻。当然，中国民众更关心的不是女人的三点式，而是更关心高速公路、高架路、洗碗机之类新奇事物，更关心家家有汽车、汽车在房子上面开、不用手洗衣服、人人可以乘飞机、在马路上跑三天干净得不用擦皮鞋之类“天方夜谭”，知道了别人并没有一天天烂下去，我们并没有见得一天天好起来。因此，那时候中国民众最豪华的家庭物件添设是能带来直观信息的电视机，一台九英寸黑白电视机黑市价格增加了二、三倍。

在1970年代末，经济领域几乎同时发生三件与民众直接相关的重要事情，就是承包、自由市场和个体户。承包首先从农村开始出现，然后向城市和很多行业曼延，形成了什么都是“一包就灵”的风潮。1978年底，安徽凤阳小岗村十八户农民自己签定了承包协议，在当时民众的观念中，这是要坐牢的，但没想到的是，他们的行为很快就被思想已经开始解放了的中央和社会所接受，不但没有坐牢，反而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先锋。自由市场就是现在一般所说的集市贸易，那时主要以卖农副产品为主，它最早是文革末期由温州老百姓自发形成的，但被作为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现象予以了取缔，文革结束后又再次出现并迅速曼延开来。由于城市并不能解决人们的就业问题，特别是回城风形成之后，城市就业问题空前严峻，因此，民众依靠自己力量解决就业问题的个体户就出现了。这三件事与民众的工作、生活密切相关，强烈地冲击了人们的观念。人们观念变化集中体现在“万元户”这个说法上，当时大多数人的月收入也就三、五十元，拥有一万元的人在开始时几乎等于了今天的千万富翁，由于当时“万元户”大多数出身卑微，被人们看不起，但他们所赚到的财富并不卑微，令越来越多的人羡慕。在“万元户”的强烈刺激下，社会的商业思潮越来越泛滥起来。商业思潮的本质，是一种个人化的经济观念，人们终于从经济领域首先觉醒了个体意识，这种个体意识正是公民之所以为公民的前提性要素。到了1980年代后半期，整个中国爆发出了一个可笑而疯狂的“十亿人民九亿倒”现象，那时私人电话很少，通话主要靠公用电话，里弄电话亭真个叫热闹，总是拥挤着许多男女老少，有的神神秘秘，有的则大声嚷嚷着一副惟恐别人不知道的得意样子，其实打电话传播的关于水泥、钢材、塑料、汽车之类供求信息99.99%是虚假的，整个中国成了一个商业集训班。

1980年代是中国高速进步的改革开放时代，也是改革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那时侯虽然取消了大字报、大游行之类，但一般的集会演讲还是有一定自由度的。1980年代有不少大、小集会演讲，共同的特征都是关于改革，有的从法治建设角度讲，有的从介绍西方哲学思想、经济学思想角度讲，有的从管理学角度说，有的从领导学角度讲，有的从人才学角度讲，有的从去了国外的观感角度讲，五花八门，现在不少已经老年的学术、思想界前辈，都曾经是积极的演讲者、改革宣传者和推动者。那时民众对改革的要求非常强烈，几乎是如饥似渴地吸取新知识、新思想，思考着自己该如何理解中国改革运动，该如何把握自己的工作、学习和人生。1984年我大学毕业后到军队讲解政治经济学，对改革问题有点自己的独立思考，只有二十三、四岁，也被当作“权威”、“专家”之类请去鼓吹我所理解和主张的全方位的改革和商业社会、职业社会、法治社会、公民社会观念，其实我当时很幼稚，很多问题自己也没有弄清楚，演讲的口才也差，属于初生牛犊不怕虎，竟然受欢迎，可见人们渴望改革的情绪之强烈。

经过1989年后几年的彷徨和沉静之后，中国的民众似乎“成熟”了，1992年邓小平南下讲话之后，民众呈现出了少说多做的倾向，以不同的个人方式加入和卷入进了新的一轮改革开放，商品经济问题不再是一个不能想通的问题，而是怎么去做的问题了。因此，1990年代的社会思潮是单调而深沉的。在这个阶段，民众最重要的一个思潮是法制和法治。这是一个从1980年代就开始酝酿的思潮，但真正的延伸和发挥则是在1990年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民众客观上已经处于不得不确认自己社会身份的环境中，而切身的利益也不得不按照“法”所规定的身份予以处理。以前，人是国家的人、某个社团的人、某个单位的人，个人似乎并不存在，但商品经济关系中首先区分了法人与自然人，任何个人首先都是一个自然人，一切的社会关系都是在这个前提下发生的。严酷的现实告诉了民众，所谓你是某某的人并不具有献身的意义，也不具有某某要包你人生的涵义，你与某某之间的权利和责任关系是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你是这个国家的人，但你首先是一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权利、责任关系受约于“法”。那么，这样的人是什么呢？这就是公民。这方面的具体表现，就是中国民众从未有过的打官司意识，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人们首先就会想到打官司、上法庭。

这种公民意识进入到2000年之后，由于互联网的兴起，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滥觞程度，标志性的事情就是民间组织和公民维权活动的滋长、兴起。中国真实的民间组织一般都来源于或模仿于国外的一些民间组织及其模式，基本都是由志愿者组成，著名的如非政府组织NGO。现在国内的许多大型公益活动都有着志愿者参与，今年在中国举行的奥运会如果没有大量志愿者参与，恐怕是很难成功进行的。公民维权更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时刻发生在了中国的每个地区，一点一滴、一步一个脚印地推动着国家的进步。特别是一些优秀的媒体人士、律师和公共化知识分子，对公民维权倾注了大量心血，我认识几个北京的著名律师，他们放弃了优厚的经济收入，专注于维权，非常令我感动。2003年在广州某服装公司担任美术平面设计师、湖北青年孙志刚因为没带暂住证，在收容所被殴致死，在无数法律界、媒体界人士、公共化知识分子的强烈声援下，特别是在广大民众通过互联网积极参与下，不仅案件本身得到比较好的处理，而且也废止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这样的社会进步，只有在互联网时代才能够做到。通过互联网表达公民意识的思潮，今天是每时每刻在蓬勃发生着了。

回顾三十年改革以来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变，可以说是涉及到了几乎所有方面，核心还是在一个公民觉醒上。一个现代社会，不管是经济、政治还是人们的日常生活，都是“人”的活动，是公民的活动。有了公民，就好办了，就有希望了。并不等于现在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了公民社会，把中国建设成为真正的公民社会还有漫长的路要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但有了公民的觉醒，继续进步的基础也就有了。

2008-1-17

发表于《先锋中国评论》。